1052年，一个文武奇才走了，留下举国皆知的千古名篇

北宋诗人梅尧臣写过一首《啄木》诗，一篇《灵乌赋》，写的是两种鸟类：啄木鸟和乌鸦。

写完了，他把那两首（篇）奇异的诗文寄给范仲淹。

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刚刚被贬谪，从帝都开封贬到了鄱阳湖畔的饶州。境遇非常凄苦，据说一路颠末十几个州，都没人出来接待他。

在《啄木》诗中，梅尧臣劝范仲淹不要像啄木鸟一样，啄了林中虫，却招来杀身之祸，面临贪官污吏不要过于耿曲。

在《灵乌赋》中，寓意范仲淹在朝中屡次婉言，都被当做乌鸦不祥的啼声，劝他应学报喜之鸟，不要像乌鸦那样报凶信而“招辱骂于邑闾”，希望他从此拴紧舌头，锁住嘴唇，除了随意吃喝外，不要多事。

读到梅尧臣的文字，范仲淹心里暖暖的，但对他的劝告却不认为然。他很快回了一篇同题的《灵乌赋》给梅尧臣，在赋中，他斩钉截铁地说，不管人们若何厌恶乌鸦的哑哑之声，我将始末对峙一生的信条：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胡适后来说，范仲淹写下那八个字，比美国人帕特里克·亨利说出那句典范的“不自在，毋宁死”，早了740年，是中国争自在史上一段值得铭刻的美谈。

范仲淹（989—1052）画像。

1

勇气，是范仲淹生命的底色。他的一生，都被体内一股热气推着往前走，不管龙潭虎穴，宁死都不回头。

27岁中进士之后，范仲淹有十几年时间在处所上任小官，积累口碑。他在处所做了良多实事，但视野其实不局限于一县一州，时常就全国性的时政问题颁发概念。

他对其时的国度政策深感不满。绝大部门人，纵然心有不满，私底下发发牢骚就算了，公共场所仍是共同着称颂大宋威武。

范仲淹是个另类，他不会暗里妄议朝政，有问题间接公开讨论。在母丧父（母）丧期间，他向朝廷上了万言书，奏请变革吏治，裁汰冗员，抚慰将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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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中两位大佬晏殊和王曾，看到范仲淹的万言书规戒时弊，字字见血，于是死力向宋仁宗保举那个怪杰。

不外，从范仲淹后来惹祸，晏殊急于与之切割的做法来看，那些朝中大佬选举范仲淹，可能并不是出于实心赞扬，而是想操纵那个“愣头青”向皇上劝谏。他们身居高位，看到的问题必定比范仲淹多而深入，但他们不说，反而称赞一个久在处所的小官抓问题抓得准，为什么？

官场油腻，缺乏勇气呗。

范仲淹随后应诏入京，任秘阁校理，大要相当于国度藏书楼办理员的一个闲职。那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朝中从此多了一个“刺头”：专挑敏感问题，职业怒怼大人物，谁有实权就怼谁。

入京次年，范仲淹就灵敏地提出，宋仁宗早已成年，垂帘听政的刘太后应该还大权于皇帝。

没有勇气打底，谁敢提那种问题？实权人物刘太后有没有做武则天第二的野心，没人晓得，但还不还政的问题一旦公开化，就相当于把太后放到权利的火炉上烤。

刘太后怒形于色，一个字：贬！

刘太后身后，宋仁宗亲政，思念范仲淹当初为本身“仗义执言”，觉得他是本身人，遂下诏调他回京。

然而，皇帝想错了。范仲淹底子不是谁的人，在他的字典里，没有“站队”，只要“站对”，站在对的一边。

那一次，宋仁宗要废掉郭皇后，范仲淹站出来上疏反对，皇后没什么大错，为什么说废就废呢？

然后，他又得到了一个字：贬！

三年后，范仲淹又回来了，知开封府，相当于官至首都会长。那一次，他怒怼势力的锋芒，瞄准了宰相吕夷简。他向宋仁宗供献百官图，指名道姓，曲斥吕夷简任人唯私，升迁不公。

吕夷简老谋深算：要让范仲淹消停，除非让他消逝。

于是，范仲淹第三次被贬，从帝都消逝，来到了鄱阳湖畔的饶州。

一小我在一生中，哪怕有一次兴起勇气，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范仲淹一而再，再而三，愈挫愈勇，七八年间，竟遭三次贬逐，没有坚决的崇奉是对峙不下来的。

所以，面临梅尧臣的劝慰，他说出了他的人生信条：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帝国的绝大部门读书人，初入官场总有一股锐不成当的勇气，以及一颗辅佐君王的事业心，但在垂垂熟悉官场规则后，就会渐渐磨平了棱角，变得圆滑世故。

范仲淹的宝贵之处在于，他在官场沉浮数十载，顺境多于顺境，贬谪盖过升迁，但他始末连结初心，连结锐气，连结勇气。

即使跟着年龄增长，他也不曾变得油腻世故。40岁的他，仍然有20岁的勇气；50岁的他，同样如斯；60岁的他，仍是如斯。

人会老，勇气未曾衰竭。

后来，范仲淹重回朝廷，宋仁宗让他主动跟吕夷简报歉，消弭隔膜。他说：“臣乡论盖国度事，于夷简无憾也。”

我怼人历来对公不合错误私，没有错，不报歉。

就是那么霸气外露，就是那么崭露头角，连皇帝都没辙。

范仲淹曾说，仕进“公功不成无，私功不成有”。用如今的话说，政治上必需对峙原则，不怕得功上级和皇帝，不怕享福，而小我操守，则务求清白，决不克不及贪赃枉法，授人痛处。

做到那两点，俯仰无愧，勇气天然就来了。

范仲淹剧照。

2

抱负，是范仲淹人生的底牌。无论身处苍茫、暗中与痛苦，他都能连结前行的姿势，因为他留了更大的一张底牌。

范仲淹的命其实不好。用时髦的话来说，命运给了他一手烂牌，他却打得比所有人都好。

他两岁丧父，母亲带着他改嫁山东墨家。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其实不晓得本身的出身。在中举仕进之前，他的名字不断叫墨说。

某次，他劝墨家兄弟不要挥霍浪费，成果人家怼了他：我自用墨家钱，关你什么事？

他一脸惊愕，末于领会到本身原籍苏州，而不是山东。

他奋发读书，想通过科举改动命运。

而汗青也给了他如许的贫寒儒生一个时机。宋代的科举轨制突破了阶层限造，不再由贵族独霸。有一句诗描写其时的现实，叫“满朝贵人贵，尽是读书人”。读书，给了庶民向上活动的机遇，那种名誉与梦想，也不竭刺激着他们的朝上进步之心。

范仲淹搬到寺庙中苦读，后来又到应天府（今河南商丘）肄业。那期间，许多人从他身上，看到了颜回的影子。

他生活清苦，却不改其乐。每天煮粥，待粥凝固后，用刀划成四块，迟早伴着腌菜，各吃两块，就算填饱肚子了。他日夜苦读，夜里上下眼皮打架打得凶猛，于是用冷水洗脸，提神，接着读。

本地官员传闻了他的事迹，特意派人给他送吃送喝，以示鼓舞。范仲淹一概谢绝，说今天尝到美食，以后对着白粥腌菜就吃不下了。

贫穷并未限造他的想象力。他在做人生规划时，早早就敲定了两条路子：

第一意愿当良相，第二意愿做良医。

那两种人生设想，都是以伤时感事为起点。不是治国度之病，就是治人民之病。

据说宋实宗有一次路过应天府，不雅者如堵，唯有范仲淹不为所动，继续躲在书院里看书。有一个同窗很八卦地问他，各人都去看皇帝本尊，指望着能跟皇帝握握手，那辈子都不消洗手了，你怎么不去呢？

范仲淹头也不抬，回了一句：此后见皇帝的时机多着呢！

他人说那话，可能是吹法螺，但范仲淹说那话，是实牛。26岁那年，他考中进士，在殿试环节，见到了皇帝。

富贵触手可及，一介寒儒就此改运。几人走到那一步，不免沾沾自喜，起头收割成功果实，拼命敛财谋位，疯狂补助年轻时的薄命付出。

但是，范仲淹却觉得更苦了。以前是身苦心乐，现在是身心俱苦。

放眼望去，整个帝国在范仲淹眼里，病得不轻。内有权要阶层利益板结，因循保守，人人在做好好先生；外有疆域政权厉兵秣马，不时寇边侵扰，而朝廷只会花钱买安然。

如许的国度，让他担忧，无时不在想着若何变革图强。虽然他只是帝国权要系统中，一个小小的父母官，但从未扑灭他心中以全国为己任的光芒抱负。

他固执地上疏，规戒时弊，力陈变革。驱逐他的是，一次次的贬黜，一次比一次惨。

对抱负的固执，在现实中碰鼻，哪怕头破血流，至死未曾懊悔。就是如许一小我，政敌多于伴侣，伴侣多于良知，却在日复一日的自我砥砺中，博得了汗青的尊重。

有抱负的人自带光辉。《宋史》评价范仲淹，说他“每感谢论全国事，不屈不挠，一时士医生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

一个能影响时代风气的人，虽然在其时失败了，但在后人眼里，又何尝不是胜利了？

范仲淹《岳阳楼记》是千古名篇，举国皆知。图源/摄图网

3

才能，是范仲淹一生的底气。才能越大，责任越大——范仲淹不是侠客，但末其一生，都在践行那句话。

范仲淹早年是一个缄默寡言的人，给人的印象是踏实内向。没有人会料到，步入仕途后，他的人生完全转向，动不动就怼人，成了帝国最出名的“话痨”。

若是仅仅是一个只会提出问题不会处理问题的“话痨”，那么，范仲淹被贬一两次，就没有时机死灰复然了。

连皇帝都晓得范仲淹“嘴欠”，但禁不住要不时从头升引他，为什么？

才能太强，无可替代呗。

金末元初一代文宗元好问如许评价范仲淹：在平民为名流，在州县为能吏，在疆域为名将，在朝廷则又孔子所谓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间，盖纷歧二见。

无论什么身份职位，范仲淹都能做到极致。如斯全才，千年一遇。

康定元年（1040）前后，西夏抨击打击北宋疆域，动静传至京师，朝野震惊。宋仁宗无法，遂升引寡望所归的范仲淹，升为龙图阁曲学士，与韩琦一路任陕西经略抚慰副使。

范仲淹到位后，兼任延州（今延安）一把手，军政打理得相当到位。西夏人本来集兵延州城下，见此，都不敢打延州的主意了，说“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兵甲，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

小范指范仲淹，大范指镇守延州的前任、吃了败仗的范雍。

范仲淹在防卫边塞的战争中，“号令大白，爱抚士卒”，采纳准确的战略，经常取胜，军威大振，连宋仁宗都不能不称赞说：“若仲淹出援，吾无忧矣。”

敌手承认，老板承认，才能摆在那里，政敌无话可说。

史学家评论汗青人物，许多时候会表示得很刻薄。好比一小我日常平凡好议论军事，打打嘴炮，到了战场却不胜一击，一败涂地，如许的人会被史学家讥讽为“带汁诸葛亮”。

然而，迄今似乎还没有哪一个史学家敢承认范仲淹做为一个出色军事家的地位。

庆历三年（1043），宋仁宗决心变革，第一小我事录用，恰是把范仲淹调回中央，授官参知政事（副宰相）。在皇帝心中，范仲淹长短常适宜的变革领袖。

范仲淹一生的抱负，担任良相的逃求，此刻得以实现。他抓住机遇，提出了十项变革方针。拿既得利益者开刀，廓清吏治，首当其冲。

此时，范仲淹的四周聚拢了一批牛人，韩琦、富弼、欧阳修等等，史称“同官尽才俊”。范仲淹则是由那些才俊之士构成的政治集团领袖。

范仲淹对贪污败北、持禄的官员，毫不客气，每次看到针对那些官员的查询拜访陈述，大笔一挥，就把那个官员拿下。

富弼说，一笔勾了他容易，可你晓得他的全家都在哭吗？范仲淹毫不心软，答复说，一家哭总比一路（路，宋代处所行政单元，相当于如今的省）哭要好。

一旦动实格，从头分配利益，称范仲淹为圣人的人就越来越少，那就是人道。

成果，相当一批大权要、父母官和皇室显贵黑暗起头通同，组织力量筹谋根除范仲淹。

“庆历新政”不到一年，就以范仲淹等变革者被逐出京城而宣告夭折。

一代人的抱负，自此失落。那是范仲淹一生中最郁闷的时刻。

变革失败后两年，庆历六年（1046），58岁的范仲淹在贬所邓州，写下闻名全国的《岳阳楼记》，表达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全国之忧而忧，后全国之乐而乐”的终生逃求。那篇奇文，写红了一座楼，千年来尽人皆知，只是很少人晓得，写下此文的范仲淹心里多么郁闷，多么孤单。

然而，自始至末，没有人因为变革失败，而量疑范仲淹的才能。人们只是可惜，若是“庆历新政”胜利了，就不会有后来的“靖康之耻”，可惜啊！

墨熹说，范仲淹“自做秀才时便以全国为己任，无一事不睬会过。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许多事业”。

那一评价，代表了历代对范仲淹才能的必定。范仲淹称得上是宋代第一位有远见高见的变革家。

岳阳楼俯瞰。图源/摄图网

4

道德，是范仲淹做人的底线。他逃求功业，逃求政绩，逃求名声，但是，但凡需要出卖道德做交易的胜利，他一概不取。

一个变革者，出格是一个失败了的变革者，在他生前死后，非议必定少不了。因为，汗青上的变革者，总有或多或少的瑕疵，不是为了目标不择手段，就是在变革的同时为小我揽权敛财。

范仲淹却是极其稀有的破例。

同是变革者，王安石、张居正等人死后毁誉各半，而范仲淹则是“名节无疵”，堪称完人，为什么？

范仲淹的同伴韩琦，对他的评价很能申明问题：“大忠伟节，充塞宇宙，照射日月。前不愧于前人，后可师于来哲。”

是的，范仲淹不只是一个有才能的变革者，更是一个烛照古今的贤者、圣人。他的政敌，即使想诽谤他，也不晓得从何下手。

在“庆历新政”推进期间，政敌们联手说，范仲淹在朝中结党。

那一责备不得了，间接触碰着北宋建国以来最敏感的政治痛点。

宋太祖赵匡胤以唐朝牛李党争形成许多后患为鉴，曾下诏书说：但凡及第的举人，严禁称主考官为恩师、教师，也不准自称为高足。

宋代更高统治者最惧怕的，不是官员搞贪污、不做为，而是大臣之间连系成派系或朋党，开展成皇权的一个离心力量。

宋仁宗也屡次下诏指示朝官“戒朋党”。那现实上成了宋初以来的一条家法，一道底线。

朋党的指控，用心之邪恶，可见一斑。

连宋仁宗都不忍间接定功，而是给范仲淹一个廓清息争释的时机，他想听范仲淹怎么说，就成心问：“过去小人多为朋党，君子莫非也结党吗？”

面临那个问题，精明的变革者，为了变革事业继续推进，抑或为了保住小我的权位，必定会斩钉截铁地答复“君子不党”。

那么，范仲淹是怎么答复的？

他答复说：“我在边防的时候，见到能兵戈、会兵戈的人聚在一路，自称一党，怯懦的人也自为一党。在朝廷上，正、邪两党也是一样。陛下只要用心体察，就能够分辩忠奸。假设结党做功德，那对国度有什么坏处呢？”

没错，范仲淹气度坦荡到那种水平，竟然当着皇帝的面，认可告终党的事实。

他的道德感，强烈到宁可死，也不肯说谎。

代价当然是惨重的。范仲淹结党，成了压垮变革的那根稻草。

他没法子，但也从未想过以打破道德底线的手段，去挽救那一切。难怪墨熹说，范仲淹是六合间的一股浩然正气，是第一流的人物。

范仲淹一生见贤思齐，不竭以往哲先贤的思惟、道德和功绩鼓励本身。他曾说，“学默默以存志，将乾乾而希圣，庶几进退之间，保君子之中正”，表达了要像先圣一样，在得失进退间，不失其高尚的情操。

所以他始末以洁身自好和为国是功要求本身，企望在现实世界中成就更高的道德抱负。

在小我生活方面，他做了高官以后，家里生活仍然如贫贱时一般简朴，史乘说他的家人“不识富贵之乐”。

但对别人急难，却竭尽全力赐与帮忙，从不考虑本身有无家用。他还在苏州办义庄，兴义学，影响了宋代士医生热衷义庄、义学的风气。

范仲淹将要退休时，他的门徒建议他在洛阳修建室第，以安度晚年。

他听后，语重心长地对门生们说：“每晚寝息时，我都要合计本身一天的俸禄和一天所做的事。若是二者相当，就可以打着鼾声熟睡。若是不是如许，心里就不安，闭目也睡不着。第二天必然要干事补回来，使所做所为对得起朝廷的俸禄。”

他接着说：“现在我之所以筹算退休，就是因我年老体衰，精神有限，能为别人干事一天比一天少，对不起苍生，对不起俸禄。那时营造安泰窝，岂又能安泰？”

那番话，不是圣人说不出来。

道德，在许多人眼里，是做人的标杆。有道德，申明我已经到了很高的境界；无道德，只要不触碰法令，那也没关系。

然而，我们要记住，道德，在范仲淹那里，只是做人的底线。他一辈子都不会超越底线，去做任何无德之事。

北宋皇祐四年（1052），范仲淹带着病躯，到颍州到差，途中逝世，常年64岁。

范仲淹必定是孤单的，但一个降生出范仲淹的民族，是伟大的。任何时候，爱护保重范仲淹，就是爱护保重那个民族的过往与将来。